2014年05月21日

南越古国吹“西洋风”

  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,一位秦朝将领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小国,中原文化也随之流传到南越地区,这就是广府文化的源头──南越国。这个地处南海之滨的国度,海路交通便利,其都城广州在汉代时已是全国九个都会之一,与非洲兄弟交往,创新融合地中海沿岸、埃及等地流行的金工技法,运用西方的石质建筑构件和施工方式建设御苑等,带着清新海洋气息的出土文物,成为南越先民二千多年前与海外交往的重要见证。\大公报记者 黄宝仪

  秦末汉初,中原乱战。原奉秦始皇之命驻守岭南的秦朝将领赵佗为避战乱划五岭而治,建立南越国,以番禺城(今广州)为王都。广州,自古以来就是岭南地区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,更是秦汉以来连接中原地区和东南亚、南亚等周边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。

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在广州市中心地带,一次普通的施工,无意中挖出了一座隐藏在地底两千多年的神秘古城,这就是秦汉年间立国,只存在了短短九十三年的南越国。一个距今已逾二千年的国度,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广东、广西的大部分地区,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,香港、澳门和越南北部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。

  据考古发现,南越国都城的主体东起旧仓巷,西至吉祥路,北界越华路,南达惠福路,东西长约五百米,南北宽八百米,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。尽管目前只有王宫东边部分被清理出来,但已经可知王宫由御苑和宫殿两大部分组成,还有各种丰富遗迹,被专家誉为“东方的庞贝古城”。

  战国秦汉时期,地处华南的南越国就有十分繁盛的海外贸易,不同的歷史时期,随着航线和贸易规模的发展,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也有不同。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,就连王宫本身都大量使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,种种迹象证明,“中式意境、西式技术”,早在汉代的南越王国就被娴熟运用。

  都说“秦砖汉瓦”,可见这一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。秦代瓦当以莲纹、葵纹、云纹最多;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,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以外,兔、鹿、牛、马也是品种繁多。西汉时形成了以“秦砖汉瓦”和木结构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,史称之为“土木之功”。这种斗拱既起支撑的力学作用,又有装饰的艺术效果,体现了传统住房建筑浓厚的民族风格。在歷史发展中,这种大屋顶的民族形式又分成琉璃瓦、雕樑画栋的宫殿形式和青砖黑瓦、朴素简易的民居形式。

  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中,出土了大量各式体型宽大的瓦类,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出土瓦件中有一部分是带釉的瓦件,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施釉砖瓦实例。砖瓦施釉可以有效防止雨水渗漏,对于南越国多雨的气候非常适用,更是建筑技艺的一大进步,南越国施釉砖瓦的出现,为中国琉璃瓦发明与生产奠定了基础。

  不得不说的是,经科学检测,这些砖瓦的釉以钠和钾为助熔元素,属于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硷釉。中国普遍用于陶瓷上的灰釉和泥釉,以钙和铁为主要助熔元素,南越硷釉的化学特徵与西方玻璃存在相似性,因此专家估计南越国的砖瓦釉及施釉方法,是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。

  早在汉代,以广州、徐闻为主要港口市集的对外贸易逐渐兴起,进而开闢出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,最远可达斯里兰卡。一些国外的奇珍异宝,如珍珠、犀角、玳瑁、瓜果、织物等,通过海外贸易进入当时的贵族生活。《史记》“番禺,亦其一都会也,珠玑、犀、瑁、果、布之凑”,描绘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广州盛况。

  作为南越国时期的首都,番禺集中了不少“海淘”尖货,原支大象牙是其中之一。《汉书》记载:“南越献驯象,能言鸟”。原来,岭南地区自古是大象的栖息地,大象性情温顺,很早就被人类驯化用以服务,而驯化的大象作为宝物进贡到中原。不过,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五支大象牙,平均长度达一百二十厘米,牙体粗壮,经鉴定其形态特徵与现代非洲象牙较为接近,与亚洲象牙区别较大,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就与非洲有交往。

  早在南越国时期,熏香已是流行于贵族阶层的生活时尚。不过,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,燃香和燃熏的香料从海上丝路进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,进而传入中原。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五件四连体铜熏炉,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,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。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说明,熏炉首先见于广州南越王墓,除铜製外,亦有陶製,应是南越国的发明。

  香料来自海上丝绸之路,还可以在南越王墓西耳室的一个圆形漆盒内得到证明,就在这个漆盒内发现了来自中亚地区的乳香。乳香主要出产于阿拉伯地区,是当地一种乳香树渗出的树胶和树枝凝固而成的香料,熏燃时香气浓郁,烟气很小,是香料中的珍品。因为西汉早期尤其是北方地区香料还未被广泛使用,因此鲜有文献记载,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,为研究西汉早期香料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  南越王墓还出土了一款名为金花泡的饰物,它是南越王墓主赵昧所穿衣服上的纹带饰物。金花泡焊花工艺非常复杂,在二十倍的显微镜下,可以清楚看到球面形的泡体上有几组纹饰,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,焊接点清晰可见。这种金珠的形制和焊接工艺都不是中国所固有,而是在地中海沿岸、埃及等地流行,可见这些金花泡都是“舶来品”。

  虽然海外珍奇在南越国王宫随处可见,但这些“舶来品”并没有直接被全盘应用,而是结合中国工艺加工改造。崇洋不媚外,南越先用自己的智慧和匠心,将西式技术与中式风格完美结合,成为南越国时期岭南文化的一大突出特色。

  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,有一件扁球形银盒,其造型和纹饰与伊朗古苏萨城(今伊朗舒什特尔)出土的刻有波斯薛西斯王朝的金银器相似,据专家估计,南越先民很可能是请西亚波斯商人“代购”所得,是岭南最早的“舶来品”。这件银盒,盖身相合,呈扁球体;盖面隆圆,顶部有两圈凹线弦纹,构成一圈宽带。银盒盖的外周及腹部为对外交错的蒜头形凸纹,错综有序、交相辉映的明暗对比,使全器折射出贵金属器皿独有的美。製作工艺上,蒜头纹样是用模子压着捶揲而成,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用一匝穗状纹带作装饰,穗状纹带表面有极薄的鎏金,是我国发现的汉代及其以前鎏金器物中所从未见过的。正是这条穗状腰带,巧妙地将银盒分为上下两部分,将整件器物装点得分外玲珑、娇俏,如一位美丽少女腰间的丝带,细緻而不张扬。最为有趣的是,这件器物竟有两处经过加工改良:一处是银盒盖顶部的三个银锭形的小凸榫,可以明显看出是后来加上去,用银焊接固定而成的;另外一处是银盒底部的铜圈足座,也是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,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,铜圈是另铸的。

  根据发掘时对器物的测试,银盒所含的金和铜都是微量的,但盖钮所含的金和铜的含量比银盒本身要大两至三倍,两种银的质地差异很大。同一墓中出土的银锭,其中金和铜的含量与盖钮的基本接近,表明银钮所用的材料和银锭可能是同一来源。由此表明,此银盒传入中国后,又依照中国汉代盒的形制──盖上有钮,器底附圈足的特点进行了再设计。并且,盖面上的三个凸榫,上面都刻有编码,应是为了当时便于安装钮饰时对号入座。盖面两处刻有该器物的容量铭文:“名曰百卌一”和“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”。

  南越王墓银盒通高12.1厘米、腹径14.8厘米、器重572.6克。从造型到纹饰,银盒都与中国汉代及其以前金属器皿的风格截然不同,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的标本,银盒所使用的捶揲工艺也是汉代所没有的。中西合璧,使这个蒜头瓶银盒别有韵味。

  南越御苑,更能体现这种“中式意境、西式技术”的混搭风格。赵佗建立南越国后,大兴土木修建御苑和宫殿。中国古代建筑以砖木为主体结构,西方建筑则以石构为主,一木一石,成了东西方建筑用材的主要区别。在南越国的御苑内蕃池和曲流石渠,两处遗迹均用石料砌筑,在中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,且砌筑手法与西方古建筑类似。

  在考古过程中,御苑遗址还伴随出土大量的石构材料,有石柱、石栏杆等,具有多种规格,表明御苑内原有不少石构建筑,这种情况在内地同时期的建筑中非常罕见。曲流石渠则把大自然山水微缩于庭院之间,是典型的东方园林特色,然而遗址内露出的石砌建筑手法,又恰似西方罗马石构建筑技术,与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挡土墙的砌法一样。

  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,汉元鼎六年的秋天,汉武帝的五路南征大军把广州城围得水泄不通。“会暮,楼船攻败越人,纵火烧城……”同年,汉武帝灭南越国、统一岭南,南越宫署毁于战火,湮没在歷史中。直到二千多年后,伴随着城市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,南越国宫苑遗迹重见天日。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、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家园林实例,先后入选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七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
  一座近百年王都在熊熊大火中灰飞烟灭,如今,人们只能从南越国宫署遗址、西汉南越文王墓、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遗迹,或者是从《老广新游之神游南越国》手绘歷史普及读物中,漫游那段神秘古老的时空。